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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当 之 子

杨立志的学术博客

 
 
 

日志

 
 

杨立志:明帝与武当山宫观经济考述  

2013-12-23 16:32: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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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兴建的武当山道教宫观,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199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考察评审,批准将武当山古建筑群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表明武当山道教宫观在世界建筑群史上亦具有突出的普通价值。但近代以来史家很少注意武当山宫观经济问题,虽然日本学者石田宪司有专文讨论明代太和山经济基础,但其侧重点在钦赐佃地的管理,[1]而对明帝扶植武当道教的其它经济措施则未展开论述。笔者拟就明帝创建和重修武当宫观的耗费,宫观日常维修的劳动力来源、钦赐佃户和钦定香烛布匹的数额等问题作一番考察,希望对深入研究明皇室的经济开支及道教经济等问题有所裨益。

一、明帝创建和重修武当山宫观的耗费

武当山现存的主要道教宫观是明朝皇帝敕建的。明帝创建和维修武当山宫观的大工程先后有二次:一是永乐年间明成祖“敕创建宫观”,二是嘉靖年间明世宗“敕重修宫观”,[2]这两次工程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下面分别对二次工程的耗费作一些考证。

明成祖创建武当宫观的工程历时十四年(1411—1424),共建成净乐、玉虚、遇真、紫霄、五龙、南岩、太和等九宫和元和、回龙、八仙、仁威、复真等八观,加上行宫、庵堂、祠庙、岩庙等,共有三十三处。[3]关于当时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及宫观规模,明代诗人王世贞(1526—1590)所作《武当歌》写道:“……是时岂独疲荆襄,雍豫梁益皆为忙。少府如流下白撰,蜀江截云排豫章。太和绝顶化城似,玉虚仿佛秦阿房。南岩宏奇紫霄丽,甘泉九成差可当。十年二百万人力,一一舍置空山傍。”[4]诗人的描述虽然有夸张的成份,但其内容并非向壁虚造,其根据可在明代《太和山志》等文献中查找。

关于永乐年间大修武当工程人力的耗费,宣德年间成书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云:“国朝敕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统率军夫二十余万,敕建武当山宫观”。[5]《明史》云:成祖“命工部侍郎郭进、隆平侯张信等,督丁夫三十余万人,大营武当宫观”。[6]二书记载的军夫人数虽有出入,但皆有所本。笔者认为《山志》所记实指在武当山直接从事营建的军民夫匠人数,即“在山官员军民二十余万”。[7]而《明史》所记人数则包括了在山外为营建工程服务的人员,如从事采伐、烧造及运输等方面工作的夫役。以木材运输为例,“敕建武当宫观材木,采买十万有奇,悉自汉口江岸直抵均阳,置堡协运”。[8]这十余万根木材多购于四川,需扎成木筏,经长江、汉水运至均州,再搬运到武当山各工地,所费人力不下数万。又如管运琉璃诸物也有“小舟万计”,[9]若每船用3名船夫,亦需3万余人。由此可知,永乐年间大修宫观所费人力当在30万人以上。

关于物质资料的耗费,由于武当山被视为“神山”,建筑材料不能就地采造,所以大木、砖瓦、琉璃构件及油漆、颜料、麻、铁、锡、铜等物,皆从全国各地征集。大木采买十余万根,见于《山志》。其它物料的耗费难以统计。仅就永乐十四年(1416)铸造的金殿而言,殿高5.54米、阔4.40米、深3.15 米,通体以精铜掺和黄金等金属冶铸而成,表面鎏以赤金,用金量足,工艺精致,历五百八十余年仍金光闪耀,煌一色,“实为明代大型镏金作的代表”。[10]至于铸造金殿耗费的精炼铜及黄金的数量,至今尚无准确计算。

关于兴工期间支付给军夫的钱粮数额,可略加推算。明代《山志》云:“查得洪武年间,各军户下余丁与各处调来军夫一同在山做工,每月支口粮四斗五升,钞一十五贯。候营造完日住支”。[11]由于洪武年间没有建武当宫观,故上文所述营造工程当指永乐大修武当工程。余丁月支口粮四斗五升,正军则为六斗。[12]若平均以五斗计,军夫21万人,每年需支付口粮126万石,工钱每年需支付3780万贯。可以推定,在武当宫观主体工程营建阶段,朝廷每年的钱粮开支当不少于此数。对此,明成祖自已说得较模糊。他说:“朕创建大岳太和山宫观,实皆天下军民之力,辛勤劳苦,久而后成。凡所费钱粮难以数计”。[13]而明代人估计所费钱粮多达亿万。如嘉靖十年(1531)提督太和山内官监王敏奏称:太宗皇帝“敕命隆平侯张信,统领天下亿万钱粮、官军夫匠二十余万,到山修建大小宫观三十六处”。[14]又如嘉靖间工部侍郎陆杰亦说:“当时役二十万众,费以亿万,十二载而始成,规制宏丽”。[15]王、陆二人皆熟悉工程预算,他们的估计比较接近实情。

一百多年后,明世宗又敕命重修武当宫观。嘉靖三十一年(1552)二月诏修太和山玄帝宫。湖广抚按宫会计工费当用银拾万四千二百伍拾余两,上命发内帑银十一万两给之。[16]敕原任侍郎陆杰提督工程。同年六月敕陆杰云:“合用物料于见颁去宫银及有司动支,处办听用,事完通将办过工程,用过物料、银两数目造册,奏缴朝廷”。[17]

明代中叶以后,朝廷开支增加,内帑银两不轻易外放,故提督工程的陆杰等人在使用官银时尽量节省,如为了减少运输费用,一般建筑材料多在本山附近烧造、采伐、加工。“宫宇率依山傍崖,非假梯架莫可致力,须木须麻,各以数十万计,乃芟密林,伐山藤。诸费之省,靡不类是”。[18]这次重修工程历时一年半,所用工匠夫役来自湖广各府县,人数不少于十万。总计修理殿堂955座,大小为楹2441间;修理墙垣10071丈;修砌石路共10800丈8尺、石桥28座。整个工程共耗费内帑银九万多两,“而官役之需出有司者不隶焉”。[19]此外,荣藩、微藩捐禄助役有差。“御制纪成有碑有亭,则前巡抚屠公、抚治沈公、巡抚胡公,发公羡共成之”。[20]由于工程负责人采用了以工代赈的办法,即命“工所转米粟给佣值,以力就食,故郧襄饥民,所赖生全者无算”。[21]嘉靖三十二年(1553)冬,明世宗以玄岳宫观完工,赏赐陆杰、王佐、屠大山、冯岳、胡宗宪、朱瑞登、周如斗等银两、表里有差。[22]

明成祖、明世宗创建维修武当宫观,耗费巨大,当时文人或视之为奢靡浪费、蠹国劳民之举。但以今天人的眼光看来,明帝投入巨资营造的武当宫观毕竟展示了当时建筑艺术的发展水平,从而为后人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敕免均州千户所差役,专一维修宫观

明成祖大修武当宫观并非一时冲动之举,而是希望这些宫观“万万年与天地同其久远”,[23]因此,他也非常重视对宫观的日常维修。但由谁来承担维修任务呢?永乐二十一年(1423)八月,从武当山回朝的礼部左侍郎胡濙建议由均州守御千户所旗军负责修理,明成祖同意了这一建议。[24]从此,均州千户所就承担起了维修武当宫观的繁重任务。

最初,负责指挥均州千户所军户维修宫观的提调官是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永乐二十二年(1424)二月,明成祖在给右参议诸葛平的敕书中说:“……特用敕尔常川巡视,遇宫观有渗漏透湿之处随即修理,沟渠道路有淤塞不通之处即便整治。合用人工就于均州千户所官军内拨用”。[25]当时均州千户所有下屯旗军982名,城操旗军138名,其中下屯旗军应承担的军差包括办纳屯田子粒、转输运粮及一应杂泛差役。这些差役本身就非常繁重,现在皇帝又要让他们承担经常性的维修宫观的任务,如果不优免他们原来的正役和杂泛差役的话,他们是无法完成维修任务的。因此,明仁宗、宣宗在位时,就正式敕免均州千户所军户的杂泛差役和屯田子粒。

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在《敕湖广都指挥使司》和《敕湖广均州千户所千户旗军人等》二份文诰中宣称:“朕今祗承鸿业,笃念皇考先志,实欲虔奉祀事于悠久,以冀利泽于无穷。敕至,即免尔均州一千户所军余杂泛差役,尽数存留在州,听参议诸葛平及千户朱彝提督但遇宫观有渗漏损坏之处随即修理”。[26]明宣宗即位后,认为其父制定的优惠蠲免政策还不够完善,乃于宣德元年(1426)正月颁敕云:“比闻屯田子粒未曾免除,其军士弗获尽心于所事。敕至,即将均州千户所屯田子粒尽行除免,仍遵前敕优免其杂泛差役,令得专心用力于修理,使宫观永远完美,沟渠道路永远通利,庶称朕展报之心”。[27]

按永乐初的规定,每名屯军每年交纳余粮不得少于六石,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后又规定屯军以公事妨农务者,免征子粒,且禁卫所差拨。[28]因为均州千户所军士有修理宫观之公事,妨碍了农务,所以应免除其屯田子粒。钦差提调太和山参议诸葛平接到这份敕书后,将该所屯田正军“拘连妻小起取赴城安住,每月关支粮米六斗,委官管领,常川修山;户下余丁各连老幼男女,仍在原屯住坐,耕种前项屯田,管办衣粮,供给余丁,与同正军一体修山”。[29]同年九月,行在兵部在左顺门奏请有关均州千户所军余差役问题的处理意见,宣宗下圣旨说:“今后征差也免了”。[30]这里所说的是征调赴边远卫所的差役。宣宗这一圣旨实际上是重申了仁宗让均州千户所军余全部存留在本州以供修山之役的决定。

明英宗、明代宗即位后,都颁敕蠲免均州千户所军余杂泛差役和屯田子粒。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敕书中提到襄阳卫400余名官军也参加了武当宫观维修工程。英宗在给提督太和山尚膳监左监丞陈野的敕谕中说:“……襄阳卫原拨官军四百二员名俱放回操备”。[31]代宗在给内官姜和的敕谕中说:“……其襄阳卫原拨修理官军已放回操备,不许擅自起取”。[32]这表明洪宣时期参加宫观维修的官军还包括襄阳卫的军士。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明英宗以后,对武当山实行内外官员双重管理,提督官员即有钦差湖广参议,又有钦差内臣。提督官员直接负责指挥均州千户所军余维修宫观。

明宪宗成化初年,武当山附近的荆襄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对朝廷震动很大。由于朝廷能经常调集的官军不足,所以下令调用均州千户所官军参与镇压荆襄流民起义。成化五年(1469)宪宗敕内官监右监丞韦贵云:“……得尔奏彼处宫观房屋桥梁道路,年久损坏数多。其均州千户所正军,多系先前习学木石等匠,要乞优免征差,兼同余丁专一修理等因,今特准尔所奏。工完无事之日,仍提督正伍官军操守城池,防御盗贼。或本处并邻近府县草寇生发,本所官军相应调用,听参将等官与尔等计议斟酌施行。其余一应杂泛差役并运粮、屯田及边防征调等项一体优免”。[33]此后,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等帝都在有关敕谕中重申了这一规定。[34]这表明均州千户所官军虽然也要参与一些军事行动,但他们不会被调拨到边远地区去应当差役了,他们的主要责任是修理武当山宫观桥路。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常规的军户,不如说他们是以维修武当山宫观桥路为主要任务的军匠户,或者可以称之为皇家工程兵。

明帝优待均州千户所军余的规定,曾遭到大臣的反对。弘治八年(1495),抚治郧阳等处右副都御史沈晖在奉命清查各卫所屯田、月粮时发现,均州千户所屯军的屯田子粒“虽蒙除免,至今朦胧,仍前耕种,所收正余粮米,俱各自行食用。又擅自造册与城操旗军一概按月关粮,各支不等,每年该本色、折色粮米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四石六斗”。沈晖认为该官军既耕种屯田,收利入已,又关支月粮食用,属于违反惯例,重支冒领,建议朝廷令其退出屯田,或者住支其月粮。此议一出,均州千户所千、百户及军余人等联名告状,乞求孝宗“申明祖宗旧制”。他们认为本所正军余丁都有修山任务,正军及妻小靠月粮维生,供应修山;户下余丁则靠屯田营办盘缠,供给修山,因此无论是退出屯田还是住支月粮,都将影响他们完成修山任务。孝宗知道优待该所修山军余是祖宗旧制,只好下旨说:“月粮仍照旧关支”。[35]

均州千户所军余人数前后有变化。据明代山志记载,洪武永乐间该所有正军1120余名,余丁数不详。[36]成化初年,都御史王恕(1416—1508)在《处置地方奏状》中说:“查得本所实有正军一千二百余员名,余丁三千余名”。[37]万历间成书的《襄阳府志》载:“均州守御千户所,正军一千八百三十二名,余丁三千余名”。[38]这表明该所正军余丁人数到明朝后期已增加到5000余人。这些军余中多数人是直接为修山、护山服务的,他们多学有木工、石工、土工、烧造等匠作手艺。明代山志列出的诸班军余匠作人数有:“修山军余匠作,每班350名,四班共1400名;烧造修理砖瓦、石灰二窑,纸斤、进贡坛罐等厂,石匠、妆銮、五墨、油漆等匠四班军余,成造年例鲜品行人0共619名;操备护守城池、巡禁山场宫观旗军共739名”。[39]上述三项合计为2758人。至于顶种军余和帮助操备旗军的在营余丁人数,当也有二千余人。

关于均州千户所的田屯数量,明代山志称:洪武、永乐间,该所领种田地459顷52亩8厘,至弘年间减至448顷97亩多。[40]到万历三年(1575),抚治郧阳右副都御史王世贞在奉旨清理屯后奏称:“均州守御千户所余出屯地三百一十九顷七十六亩八厘,起增麦米子粒六百九十五石九斗六升……”。[41]该所余出的这三百多顷屯地当是明朝中后期新开垦的,所以其屯田子粒不在蠲免之列。由此也可知该所屯田总数多达768顷73亩。

三、钦赐田地佃户,专一供赡道士

明成祖在修武当宫观的同时,又从全国各地选拔调集400余人,分派到全山各宫观焚修办道,照管香火。明帝为了赡养这些钦选道士,赐拨徒流犯人555户到武当山做佃户,并将各宫观附近的田地全部拨与佃户耕种,以办纳道士所需的斋粮及菜、盐、棉花等。后来,武当山的佃地又扩大到山外及光化县等地。明代武当山的佃地是归皇室所有的官田,其佃户不归均州地方政府管辖,而直接由明帝敕遣提调参议和提督内臣统领管理。

明成祖命正一嗣教真人张守清及道录司选取各地道士到武当山焚修始于永乐十一年(1413)。这些钦选道士到武当山后由朝廷发给“行粮”以供赡之。十四年(1416)九月,明成祖决定赐拨田地佃户以供赡道士。他对把总提调武当营建工程的隆平侯张信说:“武当山各宫观别无田粮供赡。着户部差官去同所在官司踏勘本处附近荒闲田地,着法司拨徒流犯人五百名去那里做佃户,专一供赡。若是本山宫观边厢有百姓每的田地,就取勘见数拨与佃户每种,另寻田土拨还百姓”。[42]根据这一圣旨,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内“奉户部湖广三千一百二十三等号勘合,将犯人王文政等通共五百五十五户并随住人口进册,应付脚力。着办事官陈原养等送至武当山管工为事侍郎郭进处收管”。[43]这555户佃户又被称作“佃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是朝廷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因上疏言事等缘故获罪,被明成祖判徒流刑,安置湖广均州武当山为佃民。《明史·陈祚传》云:“陈祚,字永锡,吴人。永乐中进士,擢河南参议。十五年,与布政使周文煲、王文振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并谪均州太和山佃户。躬耕力作,处之晏然”。[44]京官被谪武当山的有著名画家何澄:“何澄,初以部郎言事忤旨,谪武当”。[45]洪熙、宣德中,朝廷认为被谪武当的官员中有可用之才,诏令吏部考试选拨一些重新任用,陈祚、何澄等人被选中。但明帝考虑到武当佃民数量不能减少,因此又安置其它罪囚补其缺,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已亥,“刑科给事中黄钟以罪谪均州为民”。[46]明帝使用犯罪官僚充当武当山佃户,不仅可以使他们将家产带到屯田地,而且可以迫使他们将其妻妾、儿女等“随住人口”都定居于武当山屯田地,使这些家庭世世代代都为武当宫观—朝廷家庙“应当差役”,从而为武当山官道的生活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证。[47]

关于明成祖钦赐武当山佃田的数量,日本学者石田宪司认为有二五○顷以上。[48]《明太宗实录》云:“武当山宫观成,赐名曰大岳太和山,给田二百七十七顷并耕户以赡之”。[49]明代山志称赐拨犯人555户,“每户拨与荒闲田地五十亩”,合计可知钦赐佃田共277顷50亩。[50]至于每户佃民每年交纳给各宫的租课数量,石田宪司曾根据清代编纂的《大岳太和山志略》提供的数字推算,认为每户每年约交纳租课“六石七斗二升”,[51]但据明代山志记载,每户“岁供斋粮米麦七石,征送各宫观供赡”。[52]由此可知,武当佃户每年共交纳斋粮米麦达3885石。不过,佃户岁供斋粮七石仅仅是正役,尚未包括按丁科派的“岁办”杂役。据明代山志记载:正统三年(1438)八月内,礼部办事官项势瑛奉圣旨到武当山安慰道流,“着落本山佃户,照依见在丁数,除每户岁办斋粮七石外,再令每丁岁办茶叶二斤、盐二斤、净棉花一斤,供给焚修道士服用,钦遵逐年照例办纳”。[53]

明代供养武当道士的佃地到后来又有所增加,清代贾洪诏(1805—1897)编《续辑均州志》载:“佃粮始自前明永乐中,额拨佃户五百五十五户,编为大有、永丰、富和、福庆、善安五里。户有丁以供道众差徭,如奴隶然。岁征丁银一百六十二两二钱八分五厘,名曰丁办。又以山外新垦民地一万七千五百亩,岁征黄豆一千五百七十一石四斗七升七合零,为道众蔬菜之用,名曰佃粮”。[54]既然岁征黄豆名曰“佃粮”,那么这17500亩新垦民地当属佃地。再者,清代王概编《大岳太和山纪略》卷三尚记载有“光化县佃地二千八百亩”。[55]这二项佃地合计共20100亩,加上钦赐佃田27750,可知明代均州、光化二地共有赡养武当官道的佃地48050亩,每年办纳斋粮麦3885石、佃粮黄豆1571石多,以供道士斋饭蔬菜之用。另外还要办纳菜、盐、棉花等物品数千斤以供道士服用。这些粮食物品必须送到分布在崇山峻岭中的各大宫观。佃户有丁男要供道士差徭,应付脚力,“如奴隶然”。武当宫观拥有钦赐田地佃户这一事实说明,武当官道是享有特权的御用神职人员,而明帝给予武当道士政治经济特权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如期举办斋醮法事,在精神信仰上为明王朝服务。

明代武当山佃户不归均州管辖,而由皇帝直接委派官员统领管理。最早被皇帝委派的佃户管理者虽然也称“均州知州”,但他不管均州事,“专一提调拨去武当山种田人”。[56]永乐十六年(1418)明成祖命刑部员外郎吴礼知均州,“专抚其民之始迁者”。[57]次年又任命吏部郎中诸葛平为湖广右参议,不管布政司事,“专一在武当山提调事务,均州的事也让他提调”。宣德十年(1435)以后,明帝又派宦官提督太和山,从而形成藩臣、内臣共同管理佃户的格局。虽然佃户的赋役黄册由均州官府攒造,并加盖本州印记,但其封面明列《太和山宫观佃户赋役黄册》字样,与均州黄册各另名目,事不相关。而且佃户屯所另盖公廨,与均州公署也不相干。[58]这说明武当山钦赐佃户虽然著籍黄册,但已免除所有地方官府的差役,而只承当宫观差役。同时,这也表明武当佃田是由皇帝直接派员控制的官田。

四、赐给各宫观香烛油蜡并道士布匹

由于明成祖多次宣称他创建武当宫观的目的是“上以资荐皇考、皇妣在天之灵、下为天下生灵祈福”。[59]因此,武当各宫观供神所需的香烛油蜡由皇帝钦赐,而官道穿衣所需布匹也要仿照神乐观舞生例,由朝廷钦定。永乐十七年(1419)二月,武当玉虚宫提点任自垣通过行在礼部官口奏数事:一件,大岳太和山各宫香烛灯油未蒙赐降;一件,各宫观道众四百名已蒙赐给斋粮,要照神乐观乐舞生例,每年给赐布匹。成祖圣旨说:“道士每年与绵布二匹、夏布二匹。香烛灯油,你计较了来说”。礼部官员会同提点任自垣,将敕建宫观祠庙每年该用香烛油蜡数目计算出来,题本送呈皇帝审核。不久,内官传出圣旨:“是。这里着人去买。香,一次差人去买三年的用;黄蜡香油,一次差人去买十年的用。只是不要亏了百姓”。[60]这次钦定的香烛油蜡总数,明代山志记载甚详:三年香包括降真香3477炷,合计9435斤;宿香3477斤。十年油蜡包括蜡烛11590对,共用油23180斤、黄蜡2897?8斤;长明灯油43200斤。而每年每位道士给冬夏布匹四匹,“共计一千六百匹”。[61]任自垣将这些“钦定事例”镌刻在《大明敕建宫观事迹碑》上,以纪朝廷对武当道教的恩典。

明宣宗时,香炷油蜡仍由皇帝直接安排宦官购买支用。宣德元年秋七月,行在礼部奏称:“大岳太和山宫观所用降真诸香每三岁七千斤,例于湖广、广东买用”。宣宗说:“买于民间岂不倍加科扰?朕初嗣位,未有恩惠及下,此事姑止其于京库支用”。[62]按照明成祖钦定事例,降真香和宿香每三年合计用12912斤,不知礼部所奏7000斤是怎样计算的。宣德四年(1429)五月,行在礼部一百六十七号勘合文簿云:“该大岳太和山玄天玉虚宫提点申照得原奉札付送到油蜡,各宫观点用将尽。及照油蜡十年一次送到,收顿年久,难以点照,乞照降香三年一次送用便宜”。宣宗下圣旨说:“是。还着内官去买”。[63]此后,英宗、代宗在位期间赐给香烛油蜡数量不详,当是按钦定事例执行。明宪宗在位时期,命湖广襄阳府于夏税内折办供给武当宫观所需香烛油蜡。成化三年(1467)正月丁丑,“命给湖广大岳太和山宫观油蜡,每三年一给,令襄阳府于夏税内折办四万五千九百三十六斤”。[64]成化十九年(1483)正月癸亥,“定给湖广太岳太和山宫香蜡,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蜡二万三千四百三十余斤,香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余斤,令于襄阳府夏税折收给之”。[65]这二道圣旨都未涉及到道士布匹问题,实际上布匹最初即由襄阳府额办。明倪岳(1444——1501)《正祀典疏》载:“所有襄阳府县三年一次额办给散道士阔白绵布二千四百匹、阔白苎布二千四百匹,祀神油蜡香炷三万七千二百八十斤”。[66]

明孝宗即位之初,欲改良政治,广开言路。弘治元年(1488),孝宗“令湖广太岳太和山祀神油蜡香炷,布政司照例三年一次,于夏税内酌量派收,陆续送山支用”。[67]同年,礼科给事中张九功等上疏清正祀典。在礼部议定裁减的祀神礼仪中包括武当山香烛油蜡及布匹等,他们认为上述物品“虽称送用日久,皆系正税所出。即今民力惫敝,亦宜量为裁减。合行湖广巡抚,巡按官径自酌量,奏请定夺”。[68]次年四月,湖广巡抚梁奏称:“湖广岁饥民困,而武当山道士滥费无厌,请为裁省”。[69]下户部议覆。命原给油蜡香炷等各裁减三分之一,均州岁办獐皮羊皮等物料及户口食盐等纱绢不许截留以修宫观,有司、军卫月止拨丁夫三百五十人修理洒扫”。[70]但这一节省措施实行不到五年,提督太监潘记又奏请恢复旧规。弘治六年(1493)八月,“命太岳太和山岁用香烛、洒扫军夫及道士所乞均州食盐俱仍旧,斋粮月支米麦五斗,岁衣布一匹”。[71]明武宗朝也继续执行上述政策。

明帝赐给武当山香烛油蜡及道士布匹的政策直到明世宗时才有所改变。嘉靖二年(1523)提督太监潘真、郧阳抚治徐蕃各题本上奏,建议将香烛油蜡及布匹俱在本山香钱内支用“不必动用官银”。[72]明世宗同意这一节省国家正税的建议,从而改变了实行百年之久的陈规。

五、小结

明成祖动支亿万钱粮兴工修建的武当道教宫观,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式样精美的道教建筑群。即使我们今天能看到部分宫观庵庙, 也足可以称为人类文化史上有代表性的文物。它们不仅反映了明代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反映了十五世纪中国建筑宏观设计和科技、艺术的辉煌成就。人们可以从政治的、科技的、宗教的、审美的、历史的等不同角度去研究它们。由于武当宫观是明皇室的“万世家庙”,武当“禀食官道”是专为皇室举办斋醮法事的御用神职人员,所以,永乐以后历代皇帝都对武当道教采取经济扶持政策。更值得注意的是,成化以后随着朝武当香客的增多,施舍的香钱也日益增,因此,明孝宗、明世宗先后决定将原由国家正税中支付的建筑物料购买费和香烛油蜡、冬夏布匹购置费等改由香钱中动支,并委派专官到太和宫金殿内收受香钱。这一变化与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间财富的增值有关,值得从社会经济史角度深入研究。

注释:

[1][48][51](日)石田宪司《关于明代太和山的经济基础》,见《中国史上的乱的结构》,东京雄山阁,1986年版。

[2][17][21]明·王佐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卷三,《敕创建宫观》、《敕重修宫观》。

[3]参见拙文《明成祖与武当道教》,《江汉论坛》,1990年第12期。

[4][41]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二二,《武当歌》;卷一○六。

[5][7][8]明·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七,《大明碑》。

[6]清·张廷玉等纂《明史》卷二九九,《张三丰传》。

[9]明·方升《大岳志略》卷三,《净乐宫》。

[10]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4页。

[11][12][29][35][36][40]明·王佐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卷五,《敕蠲免征差》。

[13][23][24][25][26][27][30][31][32][33][42][43][50][52][56][58][59][60][63]明·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大明诏告》。

[14][39][71]明·王佐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卷七,《敕存留香钱6》。

[15][18][19][20]明·卢重华《大岳太和山志》卷五,《敕修玄岳太和山宫观颠未》(陆杰撰)。

[16]《明世宗实录》卷三八二,嘉靖三十一年二月壬申。

[22]《明世宗实录》卷四○五,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丙子。

[28]《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34]明·卢重华《大岳太和山志》卷三,《列圣敕谕》。

[37]《明经世文编》卷三九,《处地方奏状》。

[38]明·吴道迩《襄阳府志》卷二三,《兵政》。

[44]《明史》卷一六二,《陈祚传》。参见明·吴宽《家藏集》卷七○,《陈佥宪墓表》。

[45]《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216页。

[46]《明仁宗实录》卷六下,洪熙元年正月已亥。

[47]参见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第四章,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

[49]《明太宗实录》卷二○七,永乐十六年十二月丙子朔。

[54]清·贾洪诏《续辑均州志》卷七,《佃粮》。

[55]清·王概《大岳太和山纪略》卷三,《宫殿》。

[57]明·梁潜《泊庵集》卷五,《送吴员外知均州序》。

[61]明·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山志》卷一三,《大明碑》。

[62]《明宣宗实录》卷一九,宣德元年秋七月乙已。

[64]《明宪宗实录》卷四二,成化三年正月丁丑。

[65]《明宪宗实录》卷二三六,成化十九年正月癸亥。

[66][69]明·倪岳《青溪漫稿》卷一一,《正祀典疏》。

[67]《明会典》卷四一,《户部》二八《经费》二《月粮》。

[69]《明孝宗实录》卷二五,弘治二年四月丁未。

[70]《明孝宗实录》卷七九,弘治六年八月庚寅。

                                                                                                       (原文发表于《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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