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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当 之 子

杨立志的学术博客

 
 
 

日志

 
 

《武当文化概论》后记  

2008-11-25 15:06:33|  分类: 随笔写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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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志

《武当文化概论》后记 - 武当之子 - 武当之子——杨立志的学术博客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是我二十多年来研究武当山道教历史和道教文化的一些体会和收获 ,也是为生我养我的这座大山捧上的一瓣心香。

我出生在武当山北麓一个名叫老营宫的小山村里。少年时代和许多山里的孩子一样,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憧憬,对身边的山山水水和老房子倒有些熟视无睹的感觉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我开始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后,再回头阅读老营宫的明代大碑和《大岳太和山纪略》,惊奇地发现家乡老营这个小山村原来有着非同一般的历史:它本名叫玉虚宫,因为是明朝永乐年间成祖皇帝大修武当山时驻扎军队的大本营,所以被称为“老营宫”;它是武当山最大的道宫,也是全中国最大的道宫,明代有二千多间殿宇道房;它是著名道士张三丰、任自垣、邵庆芳、林子良等修炼的地方,历史上曾有数千名道士在这里修行。明代文学家袁中道的游记提到它时说:“其左右道宇玄观,幽宫秘室,千门万户。流水周于阶砌,泉声喧于几座,姹花异草,古树苍藤,分天蔽日。海上三山,忉利五院,依稀似之。”

我就出生在这个像仙境一样的地方,并且一直在这里生活了整整18年,但我对它的了解竟然如此之少。作为一个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如果连身边的历史问题也解答不了,那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明成祖为什么要大修武当道教宫观?永乐年间大修武当宫观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这成了我在大学毕业确定论文选题时思考最多的问题。当我把《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述论》的论文提纲交给我的指导老师吴量恺教授时,吴教授认为这个选题很有新意,但可资借鉴的前人成果很少,有一定的难度。的确,当我开始研究武当山历史的时候,感到非常孤独和迷茫。说孤独,是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专门从历史学、道教学、文化学角度研究武当山,就能找到的国内论著而言,遍查索引,没有一篇专门研究武当山道教史的论文可资借鉴。1982年8月,我第一次到紫霄宫藏经阁查阅道书时,书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说明很长时间没有人翻它了。说迷茫,是因为在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中,道教神仙被看成是“牛鬼蛇神”,教科书上对道教人物、道教方术、历代皇帝与道教的关系都持否定态度,许多人分不清宗教与迷信的关系,一说研究武当山道教,有人就觉得是研究封建迷信。所谓“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正是这种孤独、迷茫心情的写照。当时我也曾经产生过放弃这一选题的念头,但自幼生活在武当山,到底永乐皇帝为什么要大修武当山宫观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挥之不去。我只有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去一条一条地寻找与武当山有关的史料,只有系统研读中国道教发展的历史资料,只有深入了解道教的神仙信仰,只有仔细揣摩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面临的道德困境,才能对明成祖重视武当玄天上帝的原因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这其中也不乏研究的乐趣和发现的惊奇。当我完成学士论文《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述论》,对明代大修武当山的原因等问题作了初步回答,算是为四年的大学生活划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

    1983年7月,我被分配到郧阳中学教书,生活条件的艰苦尚可忍受,最痛苦的是查不到文献资料,看不到想看的学术期刊,研究不得不中断。1985年,调郧阳师专任教,教世界现代史等课程,也没有时间继续深入地研究武当山。1986年,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在图书馆里查到了日本学者研究武当山历史的论文目录,这对我刺激很大。日本学者间野潜龙教授自1958年开始发表与太和山(即武当山)有关的论文,其研究专题非常精细,非常专业。当我读到这些论文目录时,如针芒在背,格外难受。过去,日本有学者曾放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中心在日本”,难道这一幕要在武当文化研究领域重演吗?作为中国的历史学者,说什么也不能安于现状,坐视日本学者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超过中国。早在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就写过“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的诗句,几十年过去了,如果我们不奋起直追,在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创造新的成绩,实在是前愧对祖先,后愧对子孙。可以说,正是日本学者研究武当山历史文化的学术成果刺激了我的学术自尊心,激活了我深入研究武当文化的积极性。

我在研究武当山历史文化路途上的进步,与一位师友的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他就是武当山道教协会王光德道长。光德道长家和我母亲家是世交,他父亲和我外公住在均州城外的七里屯,都是虔诚的道教信徒,1949年以前,他们经常在一起抬乩扶鸾,宣讲道教神话故事。光德道长受过现代教育,是均县二中1966届的高中毕业生。“文化大革命”后期常与武当山的老道长们交往。1982年,他考入北京中国道教学院学习,在经过武汉到北京时,曾专门到桂子山去看我,谈了他对道教复兴的一些看法。他到北京后常给我寄《道协会刊》(后来改名为《中国道教》),使我了解到道教研究的进展情况。1984年武当山道教协会成立后,光德道长先后担任秘书长、副会长、会长等职,他在修葺宫观、恢复道教活动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武当道教历史文化的研究。1992年,光德道长发起召开了武当道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40多位国内外学者来武当山,研讨武当道教的历史和文化,我除撰写论文参与会议外,也承担了会议筹备组的一些工作。1993年9月,经李养正先生推荐,我与光德道长合著的《武当道教史略》一书,由华文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从收集资料算起,前后历时十年,而撰稿校对也颇费心力。书出版后,国内外道教史学界给予了许多肯定的评价。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9)》“近年中国宗教学研究综述”称:“在地方道教史志方面,王光德、杨立志的《武当道教史略》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我和光德道长志趣相投,本来打算一起为武当道教文化研究多做些事情,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光德道长为武当道教复兴长期奔波,积劳成疾,竟然于2001年遽然长逝,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在本书出版之际,缅怀光德兄多年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也是一种寄托哀思的最好方式。

1999年,我以“武当文化概论”为题,申报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类重点项目,获得批准(批准号:99S051)。在本项目的申报过程中,省教育厅科技处的夏扬福处长、邓立红科长和丹江口市文化局杨玉华局长给予了积极支持。参加本项目研究的有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罗耀松、郭顺玉、甘毅臻、王洪军等老师,我们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交流心得,但由于各位老师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因此,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工作是由我个人承担的。经过近十年的时间收集资料,撰写相关专题论文,终于在2008年完成了本项目的主要研究计划。在本项目收集资料和实地调查过程中,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的主要领导及吴峰、郭道明、卢家亮、卢华清、陈瑛、谢洪超、周纯、龚长青、龚晓玲等同志,武当山道教协会的李光富、杨国英、刘文国、龚金焕、武俊丽、卢迎生等道长及道教协会办公室的陈守清、雷金学、李明祥等同志给予了热情接待。在本书的杀青阶段,张杰、张霞两女士帮助用计算机录入了部分文稿,郭旭阳、王少儒、张全晓等同志帮助校对和整理了部分章节的书稿。

2003年,湖北省武当文化研究会成立。省教育厅、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十堰市委宣传部、市旅游局、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丹江口市文体局、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武当山道教协会等单位都对武当文化的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教授、校长马敏教授、历史文化学院的熊铁基教授、吴量恺教授、王瑞明教授等都对我们的研究给予了肯定和指导。特别是章开沅校长在来郧阳师专指导工作时,挥毫写下了“武当学脉,源远流长”的题词。这些支持和肯定,是对我们鼓励,也是对我们的鞭策。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武当文化研究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对武当山古建筑的研究,有祝建华先生《武当山古建筑群》、张良皋教授、张华鹏先生、陶真典先生、范学锋先生编撰的《武当山古建筑》等专著;对武当道教音乐的研究,有史新民教授主编的《武当道教音乐》等专著;对武当山朝山进香民俗的研究,有梅莉博士的《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等论著;对武当武术的研究,有刘洪耀先生、陶真典先生的《武当武术精粹》等。笔者在撰写本书时,也参考了上述研究成果。

较早对武当文化研究给予肯定和支持的专家学者有中国道教学院李养正教授、朱越利教授、中国道教协会张继禹副会长、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卿希泰教授、李刚教授、石衍丰教授、南京大学的罗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西沙教授、韩秉方教授、郑天星教授、王卡教授、卢国龙教授、罗传芳编审、中国人民大学的葛荣晋教授、厦门大学的詹石窗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密加凡先生、副院长刘玉堂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张武副主席、武汉大学的唐明邦教授、湖北大学的罗炽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樊光春研究员、十堰教育学院原院长匡裕从教授、十堰市人大文史委员会主任袁绍北先生、十堰日报社社长高登泉先生、十堰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张海柱主席、刘茂启副主席、牛建生副主席等。为我们研究提供过资料的学者有武汉市道教协会冯崇岩先生、十堰市旅游局李华山局长、武当山地方志办公室陶真典主任、杨恒先生、欧阳精忠先生、范学锋主任、《武当》杂志社刘洪耀社长、谭大江副主编、武当山古建筑研究所张华鹏所长、武当山文物局赵本新副局长、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的杨贤玉教授、丹江口市文体局殷进局长、陈智忠副局长、李俊先生、汉江集团铝业公司的王永国先生、丹江口市建筑设计院原院长王永成高级工程师等。另外,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原馆长杨世泉副研究员、原馆长周尚兵博士、原馆长蔡安延教授、魏巨学书记、吴慎馆长、冷小平主任等也为我们查阅资料提供了方便。

香港大学的黄兆汉教授撰著的《明代道士张三丰考》,是对武当山历史人物研究的第一部专著。1989年,承蒙黄先生惠赐,使我能较早地拜读到这部专著,黄先生还把他撰写的《道教研究论文集》和《道教与文学》等专著寄赠给我。黄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我启发良多。日本学者山田俊博士、二阶堂善弘博士帮我复印了许多日本学者研究武当山的论文。比利时学者德保仁博士帮我复印了法国巴黎大学劳格文教授研究武当山朝圣的论文。这些帮助对我们的研究都是莫大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策划编辑武云博士,责任编辑钟肇鹏先生和屠敏珠女士在编校过程中作了认真细致的工作,保证了本书的学术质量。在本书出版之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多年来,我的妻子宋晶不仅悉心照料教育女儿铭硕,而且经常陪我一起到武当山深山密林中考察古迹,抄录碑文,在家中经济困难时支持我买书、复印古籍,帮助我查找资料,抄录卡片等等。可以说这部书稿也凝聚了她的心血和汗水。对此,我亦将铭刻在心。

 

                                                                                   杨立志谨识于汉北

                                                                                      200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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