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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当 之 子

杨立志的学术博客

 
 
 

日志

 
 

杨立志教授谈武当文化  

2007-06-10 14:48:43|  分类: 媒体关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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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非常感谢杨教授长期以来对《汉水学坛》的关心和支持,更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配合我们做这个访谈栏目。今天,我们想请您就武当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些问题给予答疑和指导,首先我们需要弄明白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武当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武当文化在整体上是否属于道教文化的范畴?

杨教授:武当文化是以武当道教文化为内核,融多边文化为一体,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武当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延续性,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宗教、古代建筑、文物、武术、医药、养生术、化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音乐、神话传说等。可以说武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浓缩。

记者:那么,您认为武当文化中最有魅力的是什么?是什么吸引着您二十多年来坚持对它的研究?

杨教授:武当文化,武当古建筑群客观地摆在这里,从明朝开始建造到现在已有将近六百年的时间,当初为什么要建?建了又有什么作用?在社会上又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在我最初着手研究时就想从理论上把它搞清楚。武当山的那些石刻、碑文,以及古建筑上的对联和匾额,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

记者:这些石刻、碑文等文物史料,是不是很散乱?

杨教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的,就在这武当山方圆八百里内,有几百处碑文。

记者:在您之前,有没有人对那些碑文进行过系统的整理?

杨教授:没有!那些碑文,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吸引着我。还有武当山如此庞大的建筑群,甚至像金殿这样高规格的建筑,当年为什么要修,这是存在着的又一个问题。对于一个从事学术研究、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它需要我去找出答案,回答它“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就是武当文化的魅力所在。当然,我这是说具体的研究问题,至于说武当山本身的魅力,还有几个方面:

武当山的影响是全国性的,甚至已超出国界。譬如发源于武当山的太极拳,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全世界爱好太极拳的人很多。要研究太极拳,就必然要跟武当道教人物张三丰挂钩,我们需要弄清楚:张三丰到底是怎么创立武当拳的,他是怎么总结前人的成果然后构建这样一个理论系统和技术系统的。还有,武当山的道教音乐是怎么形成,怎么传承的,如何在民间发生影响?它吸收了哪些皇家音乐的东西?可以说,武当山有成堆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发掘,即使写一百本、一千本书,也不足以把武当山的问题说清楚。

记者:您认为研究武当文化的当代意义有哪些?如何使(武当文化)学术研究走出象牙塔?

杨教授:做武当文化研究工作,既是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又对扩大武当山的知名度,增加世人对武当山的了解,促进武当山旅游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学术研究,尤其是地方性的历史文化研究,不能只局限于学院的象牙塔内,不能只把成果拿给圈子内的人欣赏,而要让学术研究成果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

我个人将研究成果服务于社会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应武当山风景管理局及道教协会的邀请,参加《武当山志》、《湖北旅游景观鉴赏辞典》及《武当山中国道教文化研究研讨会论文集》撰稿或编辑工作;二是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参与专题片《武当山》文学提纲的写作及编辑工作;三是应十堰市及武当山旅游局的邀请,先后三次为100多名导游人员讲授“武当道教历史文化”等课程;四是为《十堰日报》、《十堰广播电视报》、《丹江口报》等地方报刊撰写普及武当文化知识的学术散文30余篇;五是应十堰市电信局多媒体分局的邀请为《车城热线·大岳武当网站》撰稿近20万字;六是在郧阳师专中文系、政史系开设《武当道教史》、《武当文化研究》等选修课,让本地区的师范生掌握一些有关武当山的历史文化知识。

记者:您当初选择武当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的内在动因是什么?

杨教授:这个问题应该分两个层次讲,我出生在武当山,成长在武当山,小时候对这些古建筑和古碑文司空见惯,并没有想到要去研究它。接触到学术的传统以后,我就要追问,我们的中国文化传统到底是什么?尤其是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思想得到解放,我曾思考:宗教对封建社会的影响有多大,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什么能持续这么久,宗教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它对群众、对统治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是最开始我选择思考这个问题(研究武当山)的最初动因。虽然经历了民国时期、解放以后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大的文化变迁,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有很多老年人以及中青年人,重新到武当山进香,非常虔诚地去拜神、烧香、许愿、还愿。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传统的东西,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就像一人不可能拎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我们必须脚踏实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土地上来考虑我们自己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宗教政策和文化政策以及我们对民俗的态度。最开始投入研究武当文化时,我就是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现象作出自己的回答。

后来我到南开大学进修时,看到一些国外的学者,如日本、美国、法国的学者,也包括澳洲的学者,他们对武当文化,武当道教人物的研究非常精细到位。他们把它当作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有些问题,做得非常精细,有特点。比如,日本学者间野潜龙研究明代武当山的佃户问题,指出这些佃户是支持武当山两百多年道教兴盛的一个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这五百多佃户的劳苦耕作,武当山成千上万的道士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也就无法从事道教音乐、武术、内丹修炼的研究,去搞建筑的维修,以及教派的传承。日本学者的研究,对我的触动是刻骨铭心的。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不能深入研究,而让西方人或东方别国的学者来研究我们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耻辱。当然不是说他们不能研究,而是我们落后了,我们搞不清楚自己的历史,而要到西方或日本去找,我觉得我们在民族感情上无法忍受。后来读了陈寅恪先生写给清华大学(大概是三十年代的某届)毕业生的一首诗,第一句是“群驱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我觉得当时我就有一种“羞欲死”的感觉,觉得羞愧难当。我们搞学术研究不可能像搞具体的项目建设那样做非常实用和功利的东西,我们只能逐渐补上我们原来所缺的课,同时走到世界的前列。我在后来对此作学术反省的时候,这应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动因。我觉得我们自己民族的和历史文化,自己应该首先把它搞清楚,当然也欢迎和鼓励国外的学者来研究。

记者:国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大多当作一种纯学术的问题来研究,而我们对本土地方文化的研究,还要考虑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那么您认为,中外武当文化研究存在哪些差异呢?

杨教授: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首先是国外学者研究武当文化主要是把它看作一种历史现象,从某些历史典籍、文献资料,如《明史》、《明实录》、《武当山志》及明代的《大岳太和山志》等这些书中间接地进行研究。如日本学者间野潜龙,他研究武当山最初是在《日本文化史》这本书里提到的,他写的文章就是纯粹的文化问题:像“明代宦官与武当山”、“明代太和山与明王朝的关系”等。其他日本学者对武当山的研究,也多是一些历史上的经济和文化问题。他们并没有考虑现在的武当山怎么样,将来又会怎么样,而我们的研究既包括历史问题,也包括现实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区别。他们是选择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纯学术的角度来研究,我们应该说还带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民族感情。比如我们的祖辈有可能就有对武当神的信仰,他们有这样的信仰,也可能这种信仰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不能随意的放弃祖先的信仰,他们为了信仰一个神或是希求达到一种目的,可能会不吃某种动物或者是不随便杀生。如果重新赋于其现代意义的话,这对我们现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保护环境我觉得是有益处的。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道教思想在武当山这个文化圈影响范围之内,使我们的民众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文化—心理积淀,从而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实践。

杨教授: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们(与国外研究者相比)还关心现实的问题,历史和现实之间还有一种感情,对自己群体文化的一种感情,一种复杂的民族感情。这是第二个区别。第三个区别就是我们研究时,更容易实地去考察,而国外学者主要是靠文献,即间接的资料去研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非常勤奋,他们到武当山来往一个月,两个月,对武当山进行考察、研究。毕竟在第一手资料的采集上我们还是要方便些。

记者:武当文化研究的现状如何?有哪些焦点和热点?

杨教授:对武当文化的研究,以前主要是个体、单个的研究。而现在的研究慢慢形成一定的组织和团体。最近我们正在筹备成立湖北武当文化研究会,这就是大家都重视,形成集体共识的结果。

记者:现在我们学校有武当文化研究中心,还有湖北省社科院武当文化研究所,可不可以说我们郧阳师专就是武当文化的研究中心呢?

杨教授:应该说我们这里确实是湖北省乃至全国武当文化的研究中心。因为我们有一批老师投入到武当文化研究,阵容强大,已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完整体系。还有像武汉音乐学院、华中理工大学和湖北省文化厅的一些学者,他们对武当道教音乐、古建筑的研究,武汉体育学院的一些老师对武当武术的研究。包括武当拳法研究会,《武当》杂志社,他们对武当文化的研究都是从某一个门类来研究。我们对武当文化的研究包括历史、建筑、武术、文学、旅游等多方面,比较全面的开展它的研究。同时我们也吸收了一些其他的分支研究机构,投入到武当文化的研究中来。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省里边,尤其是省教育厅对武当文化研究非常重视并给予资助。自1996年以后,几乎每年都有一到两项武当文化研究项目获得立项资助,像最近批的项目当中,有我主持的“武当山建筑文化史研究”和体育系刘代荣教授的关于“简化武当拳”的研究。第三个特点是武当文化研究现在比较重视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开发和保护当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像今年的“一·一九”事件(1月19日,武当山遇真宫被烧毁)以后,《光明日报》、《南方周末》、《中国宗教》等各大媒体对之关注报道,对现行的管理体制和保护政策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见,这里面也有一些命题带有研究性。这些问题是武当山现在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需要来解决,我们也关注比较现实的一些问题。

记者:在文革“破四旧”等运动中,有很多文物和古迹受到破坏。在那次活动中,武当山的遗迹受破坏的情况怎么样?

杨教授:应该说,文革前及文革中,武当山的古建筑、珍贵文物的受破坏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当时,有不少铜制神像被砸毁,当作废铜卖了,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红卫兵还砸毁了一些古建筑上的装饰,许多珍贵的经书被当作“四旧”烧毁。虽然后来国务院发文件制止了这种事情,但那些被破坏的文物已无法再修补挽救了。

记者:现在整个武当山的遗迹的保护情况如何呢?

杨教授:武当文化的遗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慢慢地受到重视,尤其是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国家文物局以及湖北省政府对武当山的文物保护非常重视,且力度也是相当大的,但是武当山地方的一些干部和从业人员对这些文物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是不可再生的,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片面的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文物保护的现象也存在。另外武当山的文物比较多,比较分散,在修复了以后,具体的保护该怎么操作,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记者:也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

杨教授:对!此外要加大对《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武当山古建筑的规划,旅游资源的开发等方面都要制定细则,力争做到“有法可依”,有明细、规范的操作依据。

记者:您是《汉水学坛》“学人访谈”栏目系列的第一位嘉宾,我们想请您谈一些个人方面的情况,比如您做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观念,平时生活中的兴趣爱好等等。

杨教授:我认为,学术研究是没有禁区的,而且学术研究应该追求一种自由,追真求实是做学问的原则。像我这样的文革过来人,对那种形势下人们普遍说假话,政治挂帅的影射式的学术研究非常厌恶。我曾经雕过一枚方章,叫“汉石”,取谐音“捍卫真实”之寓意。所以,学术自由和追求真实应该说是我的最基本的立场。

具体到武当文化这样的研究对象,还不能像对某一单纯的学科那样来研究,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性的学术体系,为了做好武当文化研究,我现在涉及的领域除了历史学外,还有道教学、哲学、美学、建筑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这些方面的书,我都系统地研读过,有许多方法和理念,已应用到我的研究当中,比如我在写《武当道教史》时,开篇先谈了武当山的自然环境等状况,这个就是受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武当山如果没有这么清幽的环境,没有那么多天然的岩穴洞窟,没有七十二峰拜金顶的奇特景观,那么,古代很多修仙炼道之人也不会选中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文化现象,也要考虑它的地理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忽视各种地方志。因为在这里边保存着大量的原始资料,记录地方的历史沿革、星野、山川、水文等。这些东西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至于说个人的兴趣爱好,我喜欢读书,而且读得很杂!……

记者:杨老师真是博览群书啊!

杨教授:(笑)不敢当!我也喜欢旅游,喜欢运动、打球,喜欢跟朋友聊天,像这些都不说了。在学术研究上,我主张打通文史哲,因为我上大学时老师就这样说:文史哲不分家!而且学历史的人也不能忽视和疏远传统的哲学和文学。当然,要做到把文史哲融会贯通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追求、努力!

记者:学习哲学对您的学术研究有哪些帮助?

杨教授:举个例子。我以前读过《中国哲学史》,我就是为了解它的基本体系,那么在研究过程当中,这些平时积累不知不觉就渗透进来了。我知道什么书应该怎么查,哪些学者有些什么观点。比如陈抟这个人物,在中国哲学史上,任继愈的书中是怎么讲的,冯友兰怎么讲他,其他人又是怎么讲他的,那就只有在读了这些书以后才会知道,然后也就知道学术界怎么来研究他,怎样看待这位在武当山修炼二十多年的道士在中国文化史和哲学史上的地位。所以说,哲学问题不知不觉地就走入你的视野当中来了。哲学书很枯燥,不好读,但不能说你不是学哲学的,你就不读哲学书,我觉得我们对问题要尽可能多方面关注。

记者:那么,关于文学呢?

杨教授:在文学方面,我觉得纯粹是一种爱好,因为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很喜欢文学。我既读文学史的书,也读文学作品,现代和当代的作家,像王小波、莫言、高行健等,甚至一些时髦的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我还喜欢诗,读古诗,读现代诗,像徐志摩、戴望舒等,也读西方诗人的诗作,像惠特曼、拜伦、雪莱、普希金等。我过去也有过文学梦。

记者:学术研究与文学都需要理想与梦!

杨教授:我就曾经梦想做一个诗人。(笑!)不过近几年做了校行政工作后,时间少了,书也读得少了。像以前每期必读的《小说月刊》、《小说选刊》以及《十月》、《收获》等纯文艺杂志,现在只能每周或每月去图书馆浏览一下。而像《读书》、《新华文摘》、《世界宗教研究》这样的综合性或专业性的杂志,能提供给我们最新的学术信息,思想动态,研究方法,学术界思考的一些热点问题等等,我还是要认真地读。我想,在研究上始终要有前沿意识,要走在学术界的前头。虽然与陈寅恪这样的前辈大师们相比,我们的学问和见识实在太有限了,儒家的基本经典,四书五经,他们几乎达到了能够倒背如流的地步,对道家和佛教的书,他们也浸淫多年,深有研究和建树,我们根本无法望其项背。但我们至少应该保持阅读的兴趣,不断学习、进取!

记者:可否谈一下您研究武当文化的简要历程。

杨教授:1982年,我开始研究武当山历史,1983年完成学士论文《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述论》,1986年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促使我决定深入研究武当文化。二十多年来,先后通读了历史典籍和地方志五千余卷,翻阅道教文献六千余卷,作资料卡片上千张。同时,还长期坚持在武当山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对武当山的古代碑刻资料每遇必录。

记者:钻故纸堆,爬资料山是孤寂苦闷的,在武当山搞田野考古调查,更是艰难辛苦的。而您坚持二十年不辍,这种精神是很让青年后学钦佩的,王国维先生对治学三境界有妙喻,那么您在经历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后,“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学术研究事业的大丰收阶段是在什么时候到来的?

杨教授:1990年,我的第一篇专题论文《明成祖与武当道教》在《江汉论坛》上发表,学术研究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从1991年到2000年十年间,平均每年公开发表两篇专题论文。1993年与王光德先生合著《武当道教史略》一书出版,得到国内外道教史学界的肯定和好评,并获1995年度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记者:做学术研究,尤其是象武当文化这样博大精深的学问,靠一个人孤军奋战是很不够的。把武当文化作为一个特色学科来建设,要吸引更多的学者来研究武当山历史。在研究机构的组建和科研经费的拨配等方面,情况如何呢?

杨教授:随着武当旅游经济的发展,省市等各级政府越重视武当山旅游文化的资源、开发和宣传工作。我们郧阳师专长期以来十分重视武当文化等地方文化资源的学术性研究,历届校党委和行政领导都把武当文化研究作为本校的优势学科来培育扶持。在资料建设方面,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校领导就批示图书馆购买了《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大岳志略》、《道藏》、《明实录》、《四库全书》等基本研究资料;在机构设置方面,1988年筹建“武当文化研究室”,1993年成立“中国武当文化研究中心”,并聘请校内14位有志于此项研究的教师任研究员;在科研立项方面,自1992年以来,我校先后有《明代武当道教文化研究》、《武当文化概论》、《武当道教文化研究》等7个项目被列为省级重点科研项目或指导性项目,省教委和学校先后资助经费近10万元。

记者:近年来,我校武当文化研究的成果怎样?

杨教授:可以说是成果丰硕吧!武当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围绕道教、建筑、武术、文学、养生气功等内容,出版专著、编著及古籍整理作品8部,发表专题论文100余篇,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98年6月,“湖北省社科院十堰分院武当文化研究所挂牌仪式暨武当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学术研究讨会”在郧阳师专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和各级领导对我校武当文化研究的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记者:请您对《汉水学坛》的读者及中文系的学生提一些指导建议和期望,可以吗?

杨教授:我想,《汉水学坛》的读者,除了我们老师以外,更多的是中文系的同学和郧阳师专的文学爱好者。包括对文艺学、美学、哲学、历史学感兴趣的一些同学。我看《汉水学坛》主要是面向学生的。我希望在我们学校向本科跨进的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同学对学术问题感兴趣,而不仅仅是考虑生计。所谓生计问题,如果过分地、现实地考虑,最终可能反而解决不好。我觉得大学生在校园里最好还是多考虑一些学术性的问题,而在真正谋职之时,便不难找到好的工作出路。因此,有两点我想提醒那些对传统学术、现代学术感兴趣的同学。第一要能够沉下心来,有意识地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多思考一些问题,但不要流于空泛,不要去谈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在对同学们讲论文写作的时候,我常告诫他们一定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选题要尽可能小一些,贴近现实一些。第二点就是要求真务实。可以说从事武当文化研究二十年来,始终伴随我的一句话就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我从开始研究武当文化到发表第一篇论文也差不多用了十年时间。这个时间对我们许多同学来说都觉得很漫长,但这也正磨炼了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渐趋成熟。我不是说同学们写好文章不能发表,而是说要尽可能多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研究问题。真正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的话,就要沉下心来,准备吃个十年八年的苦头,要耐得住寂寞,才可能在学术界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拥有自己的位置。

记者:我想,《汉水学坛》要想办得更好,把办刊水平提高层次,为中文系学生甚至全校学生服务,也需要我们办刊者耐得住寂寞的坚持和不懈努力吧!

杨教授:我衷心祝愿《汉水学坛》越办越好,希望你们编辑部的同学们学习进步。

记者:谢谢!我们也祝愿杨教授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希望武当文化研究繁荣昌盛,把武当文化发扬光大。再次感谢杨老师的热情接待和耐心解答。谢谢!

 

采访时间:2003年6月8日

策划设计:陈全黎  王少儒

对话记者:王少儒

录音整理:杜  婧  高玉洁

载刊物:《汉水学坛》2003年第1期(总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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