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武 当 之 子

杨立志的学术博客

 
 
 

日志

 
 

文化传统的折射——宋代社会繁荣背景下的武当文化探源  

2007-04-20 11:33:25|  分类: 道教文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罗耀松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宋代社会体现了两个繁荣,一是经济社会的繁荣,二是文化及学术的繁荣,而文化及学术的繁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P245)即言我国文化不仅仅是从文学样式上如历楚辞、汉赋、唐诗至宋诗宋词跃然一变,进入一个新的意境,从其它文化样式上如史学、哲学、艺术、道教等至宋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与新的飞跃。这就为这个时期的武当文化形成与兴起,构筑了牢固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文化根基。而其经济社会的繁荣又是其形成与兴起的另一个必备条件。因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宋代武当文化的本身,也根本体现了宋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演进,对宋代武当文化的研究,也就有了较高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

一、宋代武当文化的产生与兴起得益于社会的文官政治

宋代非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坐标,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坐标。

宋代文官政治是宋代经济社会的政治基础,也是一种在当时看来较为合理的社会管理模式。虽说它是通过科举制度来体现的,但当时的士子还是需要通过这种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进士之举至今,本朝尤盛。”[2]而早在宋初改元之时,太祖赵匡胤对群臣说过:“宰相须用读书人。”[3](P98)重儒臣兴科举,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政治制度之下,文官的来源无论是从取士数量还是取士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宋代社会。以取士数量论,宋代各朝取进士为例,在200——300人之间。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得汝阳孙何以下凡三百二人,并赐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4](P377-378)少年读书武当山,三次拜相的张士逊并在其列。至于进士以下,更是不在其少。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礼部上合格举人,真宗崇政殿亲试,赐陈尧咨以下二百七十一人进士及第,一百四十三人同本科及《三传》、学究出身。又命侍读学士邢昺等考校诸科,得四百三十二人,赐及第同出身。又试进士五举、诸科八举及尝经廷试而不录者,得九十七人,赐同出身。所擢凡千百余人,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5](P497)从取士方式论,一是取消门第限制,凡有一定文化的读书人,均得投牒应试,并扩大取士名额。二是“通榜”的公荐制度,推行弥封、誊录之法。三是考试内容多样化,将以诗赋为主,转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四是考中进士者即可授官。当然由此带来教育的兴盛是前朝各代不可同日而语的,如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各地书院等。[6]一大批士子如张士逊、范仲淹等得以寒微之身,踏上经世之路,从而施展自己的抱负。登宰辅之位者,绝大多数为进士出身,而及其以下者更是蔚为大观。这个时候属于均州的武当山地区,应当说在这一阶段获益甚大,书院教育是比较发达的。

二、宋代武当文化的产生与兴起得益于文化的繁荣

宋代武当文化的产生得益于文化的繁荣。右文政策可以说是宋代政治与文化的又一大特征。之所以这样讨论,如前所述,实际上文官政治包括其中。这里一方面在于皇室的重视,另一方面又是文化教育自身发展的结果。有赖于来自皇权的重视与扶持,是封建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一定基础。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另一方面,也考虑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从教育方面来讲,“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质彬彬矣。”“庆历四年,诏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骋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则吾豪隽之士,何以奋焉?’‘今朕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尽学者之才。’‘学者其进德修业,无失其时。其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由是州郡奉诏兴学,而士有所劝矣。”[7]宋代教育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这一时期的教育在宋代社会一定程度上讲,是个“标志性的建筑。”事实上这样评价一点也不过分,宋代书院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发挥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在这一时期,是官立书院与私立书院并存,逐步走向鼎盛发展时期。究其缘故,除皇室重视外,一是达官显贵之提倡。如岳麓、睢阳、嵩阳、白鹿洞四大书院,不但受到当地官僚从财力、物力之重视,有大量学田供给,有经费作保障,有的亲自讲学并传经布道。如理学家朱熹,每到一处都是投入经费大力兴办学校,在讲学授业之时,有时还亲自参与管理,在知南康军时,亲自制定《白鹿洞学规》便是其例。二是部分宿儒隐居山林,以传经布道传播文化,促进了私学的繁荣。北宋之初的官立书院教育并不十分发达,由于五代之时,朝野上下,极其动荡不安,权力相倾,殃及社会各个阶层,一批宿儒或有识之士,或隐居与山林,或埋名于市井,开坛讲学,著书立说,推动了地方上教育事业的发展,武当山地区应在受益之列。张士逊少年曾经在武当山下读书[8],师从于嵩阳张恕。张恕,宋胡宿《文恭集》云:恕,有道之士[9]。毗邻均州的襄阳县就有沧浪书院与青山书院,均州州治东,有创于宋咸平,改于元明的均州儒学等等。[10]陈抟隐居于武当山九室岩二十余年,生平大部分著作在这里完成,给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右文政策同时给文化上带来极大的繁荣与发达。宋代文化的发达在封建社会中是继唐代又一个高峰,非前后代可比。这不仅仅从文学样式上可以肯定,而从史学上其它时期也难以与之比肩。那么其中不少也反映了武当山社会、政治、文化、文学、宗教、历史、地理、习俗等许多方面,给武当文化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宋代史学发达是社会发展使然。同时在于皇室的重视,知识阶层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也包括宋代科技较为发达,印刷业、造纸业起到了推动作用。皇室的重视在于机构的建立与完善。宋代修史机构主要有:起居院、实录院、日历所、国史院等。这些机构的建立与完善,体现了宋廷治国借鉴今古之方略。一批朝廷重要辅臣如丁谓、张士逊等掌管其大权,行监修国史之职。这样,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自不待言,在太宗、真宗时期完成的《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册府元龟》一千卷,在文化学术及其它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除此之外,李焘等人著书立说探讨国家兴亡之路。李焘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后世研究宋史及地方史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而郑樵之《通志》一方面是一部记传体通史,另一方面体现着作者的史学批评精神,更是在史学界璀璨夺目。

方志的繁荣与发达是宋代史学兴盛的又一个重要体现。一方面规模空前,另一方面体例的完善与发展,这些给武当文化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史证。方志的撰修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宋以前已经有良好的基础,如战国之《禹贡》,将全国分为九州,记载每州地理、物产等各个方面,其中也记载了武当山地区行政状况;东汉班固之《汉书》,记述各地区行政区划、山川、物产、风俗等,也有武当山地区的记载。到了唐代,方志的修撰就有较大规模了,内容也更为详尽。特别是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较全面记载了全国各州县的疆域、山川、人文、地理、风俗、物产等许多方面。分类清楚,记述完备。尤其是对武当山地区的山、水、风俗较之前代记载更为全面、详细。

宋代最有代表性且反映较深层面武当文化的志书为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等。乐史,宜黄(今属江西)人,宋太宗时上书言事。擢著作佐郎,后为三馆编修。在雍熙中曾进献所著四百余卷,并藏之于秘府。他的最大贡献是这部浩瀚巨著《太平寰宇记》。这部在我国地方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著作共200卷,它的贡献在于总结前人修志的基础之上,提出其新的修志体例,并为后世所效仿。它首先资料丰富,参照引用大量的资料,前人研究成果多种;次之,地理考证详尽;另外有增加了新的类别。《四库全书》对其评价甚高:“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其中反映武当山地区行政沿革、地理、风俗、自然状况的就有多处。关于均州沿革,《太平寰宇记》卷143《山南东道.均州》云:“均州,武当郡。今理武当县治,禹贡、豫州之域。春秋及战国其地并属楚。史记秦昭王三十五年置南阳郡,其地属焉。在汉为武当县,属南阳郡。后汉因之,在荆州部。魏属南乡郡,晋属顺阳。齐永明七年,于今郧乡县置兴郡。《舆地》云:梁武帝以此郡为南始平郡,复有武功、武阳二县,仍属南雍州……”关于州境,言其东西南北、四至八到,户口、风俗、物产、山川等无不具备。

另外还有《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元丰九舆志》10卷,为王存等撰。因不绘图,成书于元丰年间,故有此名。该书详细记载了各州县地理、户口、土贡、山川等状况,有着重要的人文、地理参考价值。书中对武当山的记载也不可忽略。它从军事角度记载了均州武当郡的地理周边环境,行政沿革。并云:武当山一名仙室山,上有岩泉涧凡三十七所。锡义山《水经注》云:上有石坛,世传列仙所居。

《舆地广记》为欧阳忞撰,计38卷。该书从远古至宋,郡县建制沿革变化,内容完整,体例明了,为后代编一统志之先河。它对武当山的记载较有特色,在沿革之后,对大寨山有很好的记载:“均州有大寨城,在县北。战国时楚筑以备秦,所据之山高峻险峭,今名大寨山。有武当山。”说明武当山一带在战国时期曾经处在重要的抗秦位置,在军事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舆地纪胜》为王象之编,200卷。辑各郡图经录其要略而成。每郡自成一编,各邑次之。其对于武当山一带地理沿革、行政状况、山川等都有详尽的记载,吸收了前人特别是同时期的研究成果,如吸收了《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资料作为参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证。

《方舆胜览》为祝穆编,70卷,成书较晚。该书对各地的建制沿革、名胜古迹、山川风物记录非常详细,并有诗文录于后。关于武当山的历史资料也不在其外,它的有价值之处不仅仅包括其它志书的优点,还在于名胜古迹、人物、诗文都有较全面的记述,在材料方面尤其弥足珍贵。

三、宋代武当文化的产生与兴起得益于朝野上下尊儒崇道

宋廷为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在社会、文化诸方面秉承了历朝统治者的余续,一方面巩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左右着这个时期的文化走向。中国传统的文化主流儒道思想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得以充实及发展就毫不奇怪了。而由此对武当文化的产生及发展,从主客观诸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前朝可比。

作为思想的儒家和作为学术的儒家突出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是不容质疑的,这一点在宋代尤为明显。客观上是武当文化的人文基础。从太祖赵匡胤到太宗、真宗、仁宗时期无不得到反映。“帝(赵匡胤)既即位,即命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师之像。帝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屡临幸焉。”不仅如此,“寻又诏用一品礼,立十六戟于文宣王庙门。”[11](P45-46) 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太宗幸新修之秘阁,言道:“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并让武将知文儒之盛。[12](P23)真宗多次与文臣讨论学习儒学之要。他对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说,每念太祖、太宗丕变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认为有很深刻的意义。表示要谨遵圣训,绍继前烈,庶警学者。听讲《春秋》完毕,邢昺说很少有人能坚持下去,真宗说,勤学有益,最胜它事,且深资政理。自己在处理国政之余,惟文史是乐,讲论经艺,以日系时,不知道疲倦。他还对重臣王旦等谈道:“经史之文,有国家之龟鉴,保邦治民之要,尽在是矣。”“孔子于周衰,历聘诸国,退而删诗书,定礼乐,以五常之道,垂万世法,后之王者,虽上圣,必师范之。”[13]其尊儒如此。

宋代儒、释、道思想及学术合一,其兼容精神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深刻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早在太祖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就与著名道教人士苏澄有交往,建建隆观,问其“思有道之士居之,师岂有意乎。”不受,又请教其养生之术。九年(976年)十月,赵匡胤遇事犹豫不决,命内侍王继恩在建隆观内设黄箓蘸。是夕,又召晋王入对,夜分乃退。[14]太宗以后,尊崇道家道教与日俱增。太宗多次与近臣讨论学习《老子》要旨。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所益,治身治国之道,并在其内,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云善恶无不包容,治身治国其术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纳,则何以治天下哉?”[15]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谈到,“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详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文德致治。”[16]另外,从宫观建设与管理方面加以提高道教地位。六年十月,在苏州建太一宫成。八年,又下诏在都城之南建太一宫。这种情况在真宗朝尤其表现突出,重要宫观皆由朝廷重臣管理。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一月,初置玉清昭应宫使,令宰相王旦任之。六年三月,建安军铸玉皇、圣祖、太祖、太宗尊像成,以重臣丁谓为迎奉使。七月,以权三司使林特为玉清昭应宫副使。对修宫使丁谓毕敬有加,每见必拜,史传云,如一日三见之,必有三拜。八月,以参知政事丁谓为奉祀经度制置使,翰林学士陈彭年副之。七年五月,命右仆射王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八月,又以参知政事丁谓为修景灵宫使,权三司使林特副之。十月,玉清昭应宫经七年建成,修宫使丁谓以夜继昼督工。计2610区。十一月,即谒玉清昭应宫,加玉清昭应宫使王旦司空,修宫使丁谓工部尚书。更置玉清昭应宫副使,丁谓为之。以后又有重臣王钦若、王曾、张士逊等不同时期担任宫观使。如此等等,[17] 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其实,崇道思想不仅表现在皇室,文化阶层吸收、接受道家精华是这一时期的灿烂之处。王禹偁排斥佛教,却视道教为知己,穿道士服,读《老子》书。王安石儒道融合,作《老子》注。范仲淹、宋庠等诗歌创作皆有涉于此。至于学术上对道家道教的吸收,宋代理学邵雍、周敦颐受先天图及太极图之影响,为世人所公认。

当然还应该注意的是以道教人士身份的隐士活动。早期,太祖建隆元年(960年),曾隐居武当山的道士郭无为,北汉为谏议大夫,参议中书事。[18] 还有隐居武当山二十余年,撰写大量著作的哲学家、道教人士陈抟,和推荐他去武当山隐居的孙君仿、獐皮处士,隐居于终南山的种放等,皆为朝廷所重视,朝野上下影响极广。就武当山来讲,这种隐士活动,仅仅是历代武当山道教、隐士活动的延续,只不过陈抟将这个活动发扬光大了而已。

四、宋代武当文学的产生与兴起有着深刻的背景,除前面阐述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外,还有着深远的文学背景。宋代文学的繁荣为宋代武当文化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产生了散文、诗歌、笔记小说等文学样式。

众所周知,宋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文学从内容到样式都处在发展变化创新当中。一方面文学创作赋予了“载道”使命,强调其“责任感”,在南宋期尤为突出;另一方面文学作品强烈反映现实,关注社会,关注个人命运的忧患意识;再就是释道文化的兴起,是宋代文化的又一特色;还有介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所谓“边缘性”的文体——笔记小说的空前发展,体现了较高的史学与文学价值,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武当文学同样也具备这些特征。

就诗歌来讲,主要以陈抟、张士逊、范仲淹、梅尧臣、邹浩、宋庠、陈与义等人为代表。

陈抟(?——989年),字图南,自号扶摇子,人称白云先生,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是我国五代末宋初的一位著名隐士,一位哲学家、道学家、文学家。如前所述,曾经隐居与武当山九室岩二十余年,撰写了大量著作,其中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史传云,“唐长兴中(930年),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自言遇孙君仿、獐皮处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语抟曰:‘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抟往栖焉。因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19] 除了他的哲学著作外,一生中还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宋史》记载有《三峰寓言》、《高阳集》及《钓潭集》,诗六百余首,可惜大部已经散佚。而关于武当山的作品,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只有一首《俞公岩》,而事实上绝对不会这么少,因为毕竟他在此生活了二十余年。他在这首诗中写:“万事若在手,百年聊称情。他时南面去,记得此岩名。”即言自己在俞公岩隐居时的心情。或是言此时已参透人生的真谛,将来能够有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吧。然而,这与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恰恰是不兼容的,就连亦儒亦道的北宋重臣张士逊也出来指责,据《邵氏闻见前录》卷7载:本朝张邓公(张士逊)改“南面”为“南岳”。并题诗其后云:“藓壁题诗志何大?可怜今老华图南。”可能就不仅仅是文章“官司”了,恰恰是时代潮流的反映。俞公岩又名玉虚岩,在仙关之东九渡涧之上,传说隐士俞惠哲曾在此诵经。

张士逊(964——1019年),字顺之,阴城(今湖北老河口)人,一说故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人。北宋政坛人物、诗人。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举进士第,为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主簿,除射洪(今属四川)令,历江南、广东、河北转运使、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康定元年(1040年)拜太傅,封邓国公(今河南邓县一带)致仕。皇佑元年(1049年)卒,年八十六。张士逊曾经活跃于北宋政坛,在真宗、仁宗二朝三次拜相。《宋史》云其生于阴城,而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则谓其生于均州郧乡。少年父母俱亡,因家贫读书于武当山。晚年朝中多事,便请老致仕归游故地武当山,足见与武当山结下的不解之缘。张士逊为文主要“峻整平淡”,有自己独到的风格。尤其是晚年创作,多有皈依自然的人生感喟。在武当山下创作的《雍熙中植桐于萧寺壬辰登科后告老来寺留题》便是其中的代表。诗人在诗中写道:“桐枝手种有桐孙,二纪重来愧此身。三代衣冠联贵仕,十州轩冕接清尘。耕桑虽善多新垄,耆旧堪嗟少故人。萧寺门前题粉壁,又逢丁巳对壬辰。”全诗作者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主线,从而感叹虽然历经曲折达到事业的巅峰,最终还是要回到自然,无牵无挂,一切如同过眼云烟。二纪,古人云十二年为一纪。诗人于淳化三年(992年)28岁登进士第,到天禧元年(1017年)53岁才逐渐为朝廷重用,这段时间为二纪。而天禧元年到康定元年归乡又是二纪。这对作者来讲真是个绝佳的总结[20]。萧寺又名干明寺,寺前有张士逊登进士前种下的桐树。该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五《京西南路.均州》有载,明吴道迩《襄阳府志》卷四六《均州》作《归老题干明寺》。

范仲淹(989——1052年),北宋著名文学家,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登进士第。仁宗朝仕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以主持“庆历新政”闻名于时。有《范文正公集》存世。其文学影响自不待言,关于武当山的诗作主要有2篇,即《和太傅邓公归武当见寄》和《送郧乡尉黄通》。前者全诗以道教文化为主线,阐明武当山对张士逊生活带来的重要意义:“三提相印代天工,邓国归来耀本封。此日神仙丁令鹤,几年霖雨武侯龙。酬恩定得祠黄石,谈道须期会赤松。莫虑故乡陵谷变,武当依旧碧重重。”诗中借了道家几个著名人物丁令威、黄石公、赤松子、诸葛孔明来说明只有潜心苦修才能达到超乎自然的境界,特别是蜀相诸葛孔明、汉相张良师从道家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首诗不仅仅是一般的友人相互酬唱之作,它也是北宋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反映,是范仲淹精神世界的关照。

梅尧臣(1002——1061年),字圣俞,宣城(今安徽宣州)人。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诗人。尤其工于诗歌,以深远古淡为意。他与欧阳修、范仲淹、尹洙等互为诗友,且志趣相投。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认为他的诗:“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舞也。”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也认为:“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梅尧臣的诗作突出反映了他对国家的关心和为国分忧的抱负。在创作艺术上追求平淡,平淡之处见深意。他创作的《送李康伯赴武当都监》基本上反映了他的创作风格:“城下汉江流,沧波照鬓秋。山川包楚塞,风物似荆州。试听清砧发,何如画角愁。遥知绝戎事,水味有槎头。”从人文、地理、物产几个方面对武当山、汉水一带作了诗画般的描述。

邹浩(1060——1111年),北宋文学家、诗人。字志完,常州晋陵人,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进士,曾官至兵部侍郎。是宋代文人中的耿直具气节之人。有时奋不顾身,危言宏论,耸动四方。因触及权贵,原谪万里,不容于朝,然仍不失锐气。他的政论爱憎分明,雄伟博辩外,文学成就也很高,清文学家王士祯称之为:“古诗似白居易,律诗似刘梦得。”著有《道乡集》40卷。他在哲宗元佑(1090年)中,以太常博士出为襄阳教授时来过武当山,写下了《将到均州》、《泛汉江》(二首)、《椹涧马铺壁间有黄元明诗因次其韵》等诗。其中《将到均州》云:“武当孤垒插天西,一见都忘渴与饥。倦客惟贪早休歇,不知匏瓜未成归。”一方面写武当山的孤高,另一方面借《论语·阳货》“匏瓜”之典深深表达了自己的感触。

在南宋主要是以陈与义的均(州)房(州)诗歌为代表,陈与义(1090——1138年),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人。南宋文学家、诗人。宣和二年(1120年)太学博士。曾因金兵南犯,浪迹与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历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等职。有《简斋集》、《无住词》行世。他的作品以诗歌见长,方回将其并入“江西诗派”,谓“一祖(杜甫)”、“三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学者钱钟书先生认为他的诗,“古体诗主要受了黄、陈的影响,近体诗往往要从黄、陈的风格过渡到杜甫的风格。”并说,“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21]他的一部分作品约在建炎三年(1129年)流寓与均房之时创作的,其主要有《正月十二日自房州遇金兵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同左通老用陶潜还旧居韵》、《同左信道老用渊明韵》、《十七咏月》、《出山道中》、《均阳官舍有安榴数株,着花绝稀更增妍丽》、《均阳舟中夜赋》、《欲离均阳而言不止书八句寄何子应》等。最有代表性的为《正月十二日自房州遇金兵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均阳舟中夜赋》、《均阳官舍有安榴数株,着花绝稀更增妍丽》数诗。他在《均阳舟中夜赋》中写道:“游子不能寐,船头语轻波。开窗望两津,烟树何其多。晴江涵万象,夜半光荡摩。客愁弥世路,秋气入天河。汝洛尘未销,几人不负戈。长吟宇宙内,激烈悲蹉跎。”直抒游子感时离乱,壮怀激烈的悲愤之情。集中反映了南宋期,面对外强入侵,广大士子在颠沛流离中的爱国之心。

在宋代武当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宋代笔记小说。前文所述,笔记小说是一种介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边缘性”的文体,故从史学、文学两个角度都有很高的价值。从史学角度上讲,宋代笔记小说多半为官宦士大夫所撰写,真实反映了宋代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于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从文学角度上讲,它是唐乃至唐以前笔记小说发展的延续,并更加深刻地反映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中体现武当文化的要数吴处厚的《青箱杂记》、释文莹的《玉壶清话》、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周密的《齐东野语》、周辉的《清波杂志》、马永卿的《懒真子》、洪迈的《夷坚志》、江少虞的《事实类苑》等[22],也是宋代笔记小说中几种比较重要的笔记小说。

如《懒真子》一书为宋马永卿所著。马永卿(生卒年不详),字大年,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大观三年(1109年)进士。刘世安谪亳州,寓永城,马永卿为永城主簿,因往求教,从学26年。曾历江都丞、淅川令等职。马永卿追录刘安世语,撰成《元城语录》3卷。又著有《懒真子》5卷,亦有考证之文。该书收录了《汉江》、《武当仙官》等小说。《汉江》主要记叙了自己在政和中(约1113年)为淅川令时,与顺阳王主簿同为金州考试官,同途而回,路过均州界所见所闻。作者宿于汉江之畔寺中,与僧人讨论了天汉与汉江相互对应的有趣现象。也说明唐宋以来,武当山地区的佛道教是共容、共同发展的。《武当仙官》主要记述作淅川令时,听均州郧乡县刘可道讲述张士逊的有关事迹。其中有一定的传说成份,但主要线索比较可靠。后来洪迈将这一故事收录于他的笔记小说《夷坚志》中。

《青箱杂记》,宋吴处厚著。吴处厚,生卒年不详,字伯固,邵武(今属福建)人,宋代文学家。皇佑五年(1053年)进士。工咏诗,有唐人格意,著有《青箱杂记》10卷,皆记当代杂事,亦多诗话,其中有不少谈诗论文的资料。该书收录了陈抟、张士逊等有关史料。其中对张士逊的出生、读书地、与道教人士的交往、受杨亿推荐得以后登台辅等经历都有较详尽的记述,对研究张士逊本人及宋代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其它文体如尹洙的散文《送供奉曹测》,李方叔的《武当山赋并序》等,因篇幅所限,不一一而论。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成果,来自于这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共同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武当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因此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历史、文化的一因子。因此,它的宝贵价值值得我们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提出来,认真加以梳理和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宋史职官志考证序[M].

[2][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6.贡举[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3][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M].北京:中华书局,1957.

[5][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21[M].北京:中华书局,1957.

[6]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J].历史研究,1990,(5).

[7][元]脱脱.宋史·选举[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宋]吴处厚.青箱杂记[M].扬州:金陵古籍刻印社出版,1984.

[9][宋]胡宿.文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古今图书集成.襄阳府部汇考·沿革考·均州[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2[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2][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3][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纪·太祖[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6][清]毕  沅.续资治通鉴:卷11[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7][清]毕  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8][宋]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元]脱  脱.宋史.陈抟传[M].中华书局,1977.

[20]罗耀松.张士逊生平事迹考[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3).

[21]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2]笔记小说在观[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评论这张
 
阅读(1071)|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