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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当 之 子

杨立志的学术博客

 
 
 

日志

 
 

试论武当道教文化的特质  

2007-04-20 10:53:47|  分类: 道家道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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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顺玉

武当道教是中国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特质与武当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地貌特点有密切关系。武当山矗立在鄂、豫、川、陕四省交界处,历史上陆路、水路交通比较发达,某种程度上可称作是联系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加之地貌特点突出,处在我国地势由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的过渡交接地带,东面是一往无际的江汉平原,西北和南面是丛峦叠嶂的秦岭山脉以及高大巍峨的大巴山脉东部主峰,是中原与南方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因此,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国历史上每至分裂战乱时期,它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与这一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相联系,武当道教文化实际上孕育和成长在华夏文化的两支:荆楚文化——长江文化——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北方文化的分界线和交融地带。而在南方文化的体系中,它又处在江汉、巴蜀、吴越、湘滇等文化的相融激荡的地带。因而武当道教形成了明显区别于其它地区道教的文化特征——开放性、兼融性、延续性和辐射性。其中,开放性与兼融性是其核心精神,延续性和辐射性是开放与兼融的必然结果。

一、开放性(或称多元性)

“历史上一切放过异彩的文化,都是具有综合的和多元的性质。”[1]从文化发生和传播的角度来审视武当道教文化,它是多元发生、多元并存、多元发展的。其发生的多根系和发展的多向度构成其繁荣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首先,武当道教广泛吸收了荆楚文化的营养。

一些知名楚学专家认为,楚国最早的立国之地在武当山北麓南阳盆地西面丹水与淅水的会合处——丹阳。此后,经过历代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奋斗,不断向东拓展,终于成就了八百年辉煌的业绩,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因此武当山地区是楚民族的发源地,也是楚文化的发源地。武当道教深深地根植于荆楚文化的土壤之中,将荆楚的一些地方神奇祗纳入它的神仙谱系,把荆楚巫觋的一些内容和民间的艺术形式融进它的仪式规范之内,形成了道教思想体系与荆楚文化相结合的显著特征。如武当道教的斋醮仪式就自觉地吸收了本土巫文化的一些内容,念唱颂赞、跪拜拈香、手舞足蹈,把荆楚民间艺术与宗教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武当道教的内丹修炼中,“餐霞饮露”、“鼻吸日精”的修炼方法,是楚人对太阳神的崇拜在武当道教中的反映。驰名中外的武当内家拳,虚实相济,随曲就伸,以静制动,以柔克刚,打上了楚人勇武、谦和、外柔内刚的性格烙印。至于荆楚文化的产物——道家思想,更是在武当道教中占有重要地位,武当山又名太和山就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

荆楚文化是道教的主要源头之一,但作为成长在荆楚大地上的武当道教,荆楚文化的影响比其它地区的道教更多,更明显,也更深刻,这是武当道教独具风姿的原因之一。

其次,由于武当道教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它孕育诞生的初期,就接受了北方文化的影响。毗邻的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使南、北两种文化在这里相融激荡,一方面培养了这一地区人们那种开放、容纳的精神,另一方面,这种精神的发扬光大又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融合。

忠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但在武当道教思想中,对忠孝伦理思想的强调同样是非常突出的,不仅道经宣传,而且道观建筑及奉祀神像也有很多体现。《北极真武普慈度世法忏》卷九为妙行真人说:“修真第九戒:‘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北极真武佑圣真君礼文》说:“忠孝仁义如有失,无边罪业实难逃”。在武当山的宫观中,除遇真宫外,其它各宫的真武大殿后都建有父母殿。武当道教重视和强调忠孝思想,目的虽然与儒家不尽相同,但与中原儒家的渊源关系却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武当道教同样也接受了佛教的影响。

自从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后,武当山地区就有了佛教活动。南朝武当山隐居修道者刘虬既信道,也礼佛。《南齐书·刘虬传》称其“精信佛氏,礼佛长斋,注《法华经》”。隋代武当山也有僧人的活动踪迹,如隋唐名僧慧安(582—709年)于隋大业中避入太和山中。此后历代都有佛教徒在此修行访道。武当山主供真武大帝,但也有菩萨陪供,既有道士修炼,也有和尚隐居。朝山的香客既有道教信徒,也有佛家子弟,形成了显著的混融色彩。历代武当高道如张守清、张三丰等,都精通儒、释、道三教思想。虽然“三教圆融”是唐宋以后,特别是元明时期道教的一个普遍特征,但武当道教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武当道人突出的开放精神,使这种融合更充分、更彻底,而这种充分、彻底的融合也使武当道教文化底蕴深厚,适应性强,因而历久不衰,影响深远。

二、兼融性

武当道教不仅强调三教融合,而且还以极其开放的态度容纳各派道友,不标榜本派,不拘泥于门户之见,不排斥异己,从而形成诸派并立,共生共存,相互吸引,相互融合,亲密无间的局面,这是武当道教的又一重要特征。

武当山在宋元以前,已有很多道人在此隐修,并形成了武当五龙派等宗派。宋元以后,武当道教迅速发展,与茅山、龙虎山等名山并列,一跃成为中华道教中心。仅在元代,武当山就出现了武当本山派、全真派、清微派、神霄派、茅山派等派别。他们相互吸引,取长补短,使武当山出现了南北道派交汇融合的新局面。

武当本山派是由在北方访道的武当道士鲁洞云开创的。至元十二年(1275年),他回到武当山后,继承宋代武当符箓派的道法,融贯吸收了全真道的内丹学,开创了此派。后来他的嫡传弟子张守清又吸收了元初传入武当山的全真派、清微派及正一派的长处,创立了以武当山为本山,以崇奉玄帝为主要信仰特征,以清微道法为主体的新武当派。新武当派与其他道派在武当山同时并存,教徒长期和睦相处,又交叉影响。虽然所从事的道术有所差异,传承渊流也有所不同,但并无教理上的原则分歧。没有宗派斗争,各宗派的界线也不十分严格,各道派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融汇吸收,相互补充,而且在道法传授上也互有交叉关联,相互影响。例如,不仅武当本山派奉祀玄天上帝,而且新传入的道派都崇奉玄帝。武当五龙宫本是全真派修复的,创始人汪真常在此授徒一百多人。但清微派传人叶云莱、刘道明、张道贵等均居住此宫,叶云莱后来还主持其宫事,统领全山道教。汪真常的弟子还拜清微派大师黄舜申为师,嗣清微法派。元代武当道教这种诸派并立,相互融合,不仅为宫观的复兴作出了贡献,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武当道教的教义和教制内容,为武当道教的全盛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代武当道教仍然保持了兼融诸派的特点,只不过兼融的范围与程度更胜于元代。“不过分地说:当时中国道教中有多少教派,武当山也就有多少。”[2]除了此前已有的道派外,这时还出现了以张三丰为开山祖师的邋遢派、新宗派、檀塔派、自然派等十五个道派。[3](P201)永乐年间,朝廷选拔全国各地高道400名到武当山任职。正是这些来自正一派及南方各道派的道官、道士构成了武当山道教的主体。他们和武当山原有的派别融汇一堂,互相尊重,关系融洽,共同为皇室建醮祈福,为百姓禳灾祛祸。“这种教派涵容量最大的状况,在中国道教史上实在是独一无二的。”[2]武当山已成为南北道教文化交流的中心,武当道教也在这种交流中繁荣发展,日益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三、延续性

武当道教虽然形成较晚,但早在唐宋以前,这里就已是隐者云集之地,道者活动十分频繁。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五斗米道的发展壮大,到武当山修炼、学道、隐居者也明显增多,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隋唐五代时期,尤其是唐代,我国道教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武当道教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唐太宗贞观年间敕建五龙祠,这是武当山志记载的由皇帝敕建的第一座建筑。到唐末,武当山被正式列为道教第九福地,在道教名山中的地位已明显提高。唐末五代著名的道教学者陈抟隐居武当山达二十余年。此后,各地修道之人纷纷慕名入山,山中建筑日益增多,影响不断扩大。到了两宋间,则正式形成了以武当山为本山,以崇奉真武、重视内丹修炼、擅长符箓禳襘,强调忠孝伦理为主要特征的武当道教。元明两代,武当道教发展到了繁荣兴旺的顶峰。元代时,它已经后来居上,争得了与龙虎山、大茅山同等的地位。明代它更是脱颖而出,在道教领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建成了中国最大的宗教建筑群,囊括了道教领域中几乎所有的道派,拥有的道众达二千余人,其影响波及全国,甚至扩展到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即使到了清代,在全国道教范围内,武当道教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各地到武当进香的活动依然炽盛。到晚清时,朝廷仍有赐额之举。民国时期,武当山烽火遍地,道教宫观朝不保夕,道业衰败,但武当道教的教团组织并没有解散,还为支援红军和抗日组织作出过积极的努力。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对武当山极为关心,对武当山原有古建筑及遗址,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1956年,武当山古铜殿、金殿及全山道教建筑群被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和1988年,紫霄宫及“治世玄岳”牌坊分别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和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武当山古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武当道教文化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

武当道教产生之后,历经宋、元、明、清四朝直至如今数百年的历史,虽然在各个朝代的境遇不尽相同,有些时期甚至还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其宗教活动却从未真正中断过。即使是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如元代、清代,它也能得到统治者的扶持而不断发展。即使是在整个道教走下坡路的时候,如清中期以后,它却仍能保持兴旺的势头,表现出始终一惯的连续性。究其原因,我以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武当道教有自身独立的文化系统。武当道教是中国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一般道教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独立的文化系统。在道教之外,它吸收了儒教、佛教、荆楚巫俗等文化的影响。于内又兼融了全真道,正一道等重要道派的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在信仰上,它崇奉真武大帝——这个来自北方的道教大神,它掌握着人的寿夭祸福,护佑着家国的安宁和平,抑恶扬善,度人济物。在思想上,它有自己的经典,主张三教融合,强调忠孝伦理,擅长符箓禳襘。文化基础的多元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使武当道教具有极强的适应性。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士都能从这里找到寄托与安慰。它既关心社稷安危,又同情民生疾苦。其教理教义既能为统治者所接受,又能为民众所信赖。对上它可满足皇室贵族江山永固、福寿康宁的愿望,对下它可为普通百姓禳灾祛邪、祈福祈寿。因而它并不受朝代兴衰的影响,近千年来,受到人们的普遍信仰,一直绵延不绝。

二是武当山有一大批学养深厚的高道,由于他们的整理和阐发,使武当道教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不仅形成了自身的体系,而且得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五代宋初的陈抟是武当道教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内丹理论与实践以及易学、老学思想不仅是武当道教文化的基础,而且对整个道教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武当山正是从他这里开始为朝廷所重视,为后来的振兴铺好了基石。元代张守清幼习儒业,长为吏员,三十一岁时入武当山学道,是武当道教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上承武当全真派,清微派、正一派的长处,形成了新武当派。又率弟子编刊了《玄天上帝启圣录》、《启圣嘉庆图》、《清微玄枢奏告仪》、《清微神烈秘法》等道书,弘扬了武当道教文化。他还广收弟子、门徒多达四千人,壮大了武当道教的教团组织,与当时的达官显贵、名儒文豪交往密切,堪称是武当道教的社会活动家,极大地扩大了武当道教的影响。元末明初的张三丰,学贯儒、道、佛诸家,是武当道教史上颇具开拓性和创造性的人物。他精通三教经书,明确地提出了三教圆融的理论。他重视内丹修炼,是一代修炼大家。他武功高强,兼擅拳剑,开创了武当内家拳、太极拳,堪称道教武术的集大成者。直到今天,他的名字仍然十方皈响,四海流传。有明一代,钦选高道数百人分任武当山各大宫提点、住持,一时之间各地名道高士荟萃武当,使武当山名满天下。民国时期的徐本善,他也是幼习儒业,聪明过人,及长入道。他组织雕刻了武当《修真图》、《武当内经图》以及《张三丰全集》等书籍,还主持编辑了《续修大岳太和山志》八卷。为武当道教文化的继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一代又一代武当道士呕心沥血,艰苦卓绝的奋斗,使武当道教的宫观建筑不断增加和修复。自从唐贞观年间,太宗敕建武当五龙宫后,武当宫观日益增多。但由于武当山地处东西南北交汇的中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历史上常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它处在秦、楚边界上,三国时期又处在魏、蜀边界上,宋室南渡之后又成为宋元之间的战场。到了明清之际,武当山及周围地区又成为起义军和一些反清复明的武装力量的活动地。总之,每至改朝换代,武当山总难免兵火之灾。这使武当道教宫观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严重破坏。

但历代武当道人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地建设、修复,甚至舍身保护。如,宋初,山中建筑为金兵所毁,高宗时,孙寂然进山,将破旧残坏的殿宇一一修复,山中香火复盛。宋元战火又毁掉了紫霄、五龙、南岩等处坛宇,至元十二年,汪真常、鲁洞云一起入武当山,披荆斩棘,将其一一修复,并扩大了原有规模。一代宗师张守清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率领道士开凿南岩,大兴修造,构筑殿宇,使武当道教香火隆兴。元末明初的战火再次使山中宫观被毁,张三丰率徒入山,“去荆榛,辟瓦砾,与其徒创草庐居之。”再次复兴武当道教。明代从永乐九年到永乐二十二年,用了十四年的工夫,建成中国最大的宗教建筑群落。然而明末战火又使其遭受厄运。许多道士云游四方,把募化所得全部用于恢复和修建武当建筑。民国时期,整个武当山为军阀官僚所霸占,全山宫观不仅缺乏维修,而且还遭到了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恶霸的疯狂破坏。徐本善、胡合贞、刘理山等一批道士奋起努力,勤俭募化,修复宫观坛宇,甚至不惜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武当的建筑设施。

历代武当道士都对武当道教有极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视振兴武当为己任。明代高道李素希临终时嘱其徒:“各宜精修香火,学道专勤,令教门大兴,吾去无憾也。”[3](P197)这种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也是武当道教绵延千年,香火不绝的原因。

四、辐射性

武当道教文化的辐射性,不仅表现为从武当山派出及从武当山出游的道士们,他们把武当道教文化传播到四方,甚至海外,还表现为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地的信徒自觉的认宗认祖意识。

道士学道,云游四方,参访高人是其必然途径。武当道士的本山意识比较强烈,对武当山及其道教充满了自豪感和责任感。从武当山出游的道士,不管属于何派何宗,均信奉玄天上帝,出山后大多自称武当道。他们有的还一边访道,一边四处募缘,足迹遍及华夏大地,走到哪里,便把武当道教文化播撒到哪里。武当道教还主动向全国各地派出道士弘扬武当道教精神。清康熙初年,有碑文记载:明末清初武当山各宫观道士曹和明等二十五人在广西桂林刘仙岩、玉皇阁开山传宗。五位高道(陈清觉、张清夜、张清湖等)先后到四川活动,使武当道教在我国西南地区得到发展,对四川近世道教影响深远。据《武当道教史略》载:陕西龙门洞、延安太和山、佳县白云山、安康药王洞、汉中天台山、紫阳擂鼓台等,均系明末清初的武当山全真龙门派传去,影响很大。华山西、北、南三峰均由武当山出游的道士任主持。青海土楼观、甘肃天水、兰州金台观、山西吕梁地区的北武当,河南平顶山的真武观及安徽齐云山、福建漳州独后宫等地的许多道观,都是武当道士于清初前往开宗。在福建漳州传道的武当洪姓道人,后来还东渡台湾,建真武祠以祀,又扩建为宫,供奉玄天上帝,把武当道教传到了祖国宝岛。[3](P243)

在历代武当道士中,都不乏有见识有眼光的道人,他们不仅通过自身的行为宣传武当道教,而且还利用当代的一些有地位有名望的儒士文人来扩大武当道教的影响。元代高道张守清道行高深,被屡次征诏进京祷雨,皆有灵验,深得皇室和朝中大臣的信赖、敬仰。他不仅与当时的玄教大师及各道派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还利用当时的著名文人来宣传武当道教。至大三年至延佑元年,张守清在大都建醮祷雨期间,邀请著名的道士张与材、吴全节、赵汴,著名文人赵孟頫、虞集、张仲寿、鲍思义为《启圣嘉庆图》作序。一些文人骚客刘辰翁、刘因、程巨夫、揭傒斯、范增等也纷纷为武当山撰碑作文,极大地推动了武当道教的兴盛,对宣传武当道教文化,扩大其社会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统治者的重视扶持也是武当道教的影响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明代,皇帝从全国各地钦选高道数百人到武当山各大宫观焚修,使武当山成为高道荟萃之地和道教文化交流的中心。来此云游访道的四方道士络绎不绝,有些道士甚至“信朝”(既定期朝拜)武当玄帝。与此同时,也吸引了大批文人来此观光游览,留下有关武当山的诗、歌、赋、铭等一千余篇,游记、碑铭、序文、疏、祭文等一百余篇,象李东阳、许宗鲁、汪道昆、王世贞、袁宏道、袁中道、谭元春、徐霞客等这些明代文坛巨子都曾登临武当,写下了咏赞的文字。这些云游道人及这些文人和他们的作品,在武当道教传播史上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以上诸方面的原因,武当道教以本山武当山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开去,影响所及直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各个阶层。主要表现为庞大的香民队伍和遍及华夏的崇奉玄帝之风。

朝拜武当玄天上帝的进香活动,在宋元时期已经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民间风俗。到了明代香火更炽,香民来自神州各地,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广东、广西、福建、台湾等,他们或以个人为单位,或以家、村、府、会等为单位,“万方士女骈阗辐凑”于武当山,真是“年年春月如朝市,海角天涯也有人”。(罗霆震《武当纪胜集·圣诞朝贺》)而在武当山之外,社会上兴起了崇奉玄帝,大建玄帝庙的风气。“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莫不建庙祀之。”[4]仅就明代来看,北京城内外就有供奉真武玄帝的宫观庙宇二十余处。湖广行省武昌、汉阳等府,先后兴建大大小小的玄帝宫观庙宇百十处。清人王概说:“览九域之名山奉真武者十之七、八,净乐太子之家祠而户祝之。”(王概《大岳太和山纪略》)崇奉真武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官僚、将士、儒者、市民、农民,还包括一些民间巫师、巫医、术士,甚至僧人、娼妓也崇奉其香火。

武当道教不仅在中华大地广为传播,其影响还扩展到日本、东南亚,甚至欧洲、美洲大陆,成为世界人民共同向往的中华文明。改革开放以来,武当道协接待了大批来自新加坡、印度、泰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瑞典、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宗教团体。在新的形势下,武当山的影响不仅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而且还在不断扩大。

武当山近千年来炽盛不绝的香火和华夏大地上矗立的座座真武庙观,是武当道教信徒们自觉的认宗认祖意识的表现,它充分说明了武当道教文化对社会生活、对人们的精神世界所构成的影响的深刻性和广泛性。

 

[参考文献]

[1]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2]谭大江.浅谈武当道派及其修炼术[J].武当学刊,1994,14(4):1.

[3]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3.201.

[4]许道龄.玄武之起源及其蜕变考[J].史学集刊,19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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